推背图全文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空间。经过40年建设发展的我国开发区，在新形势下该如何转型？作为全国开发区总量最大的一个省份，江苏的开发区该如何创新从而继续保持优势？
在11月17日刚刚闭幕的“开发区转型与城市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来国及“一带一”沿线多名代表热烈探讨，就开发区的转型之给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江苏共有省级以上开发区170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67家，是全国数量最多的省份。从1984年国家批准设立南通、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江苏的开发区经历了起步、增长和拓展阶段，自2013年至今，则处于创新发展的转型阶段。”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陈小卉概括说。
陈小卉从资源的压力、人口红利的消减等多个角度，分析了我省开发区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开发区内部就业与居住的失配问题。在发展初期，开发区以产业功能集聚为主，生活居住、消费娱乐等功能依托于相邻城镇。到了一定阶段，开发区内部多元功能需求与单一生产性布局之间的矛盾就会突显，如何匹配生产、生活、生态这“三生功能”，如何把碎片化布局的孤岛式园区，通过整合完善为综合性城区，实现从产业园向新城的转换，这些正是新时期开发区转型需要解决的。
“它有人才公寓，但仅仅是厂区外边的一栋楼，生态景观建设不足，缺乏休闲游憩体验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有城市但布局过于碎片化，就业与生活的半径不完整，难以吸引高端产业人才……总体看是重产轻城，产城分离，从产业孤岛向产业新城缓慢。”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张鸿雁用这段话来描述我省某个园区的现状，这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兴平说：“开发区首先是要产业业态的升级，从低附加值的、低技术含量的产业高端化，其次是功能的升级，原来只是生产，现在则在此基础上注重配套生活、配套创新、配套休闲，实现园区、社区、校区、景区等的联动协同发展。”
许多专家都把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一个典范，赞誉它从规划之初，就不仅仅是建设一个工业区，而是建设新区，园区内的商业街区、生活设施等都充分考虑到位，产城融合做得好，而且，它一直与时俱进地对产业业态和园区功能进行动态升级，成为中国园区的一个品牌。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与一家数据公司合作，以手机定位数据为基础，研究了苏州工业园区和高新区各群体的职住关系。他们发现，两区都在靠城区一侧形成就业中心，同时在区内存在多个居住带和居住集聚区，收入越高的群体，远距离通勤的比例越大。他们认为，在开发区转型过程中，需要理清职住关系，解决初期粗放式开发导致的职住关系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交通拥堵、通勤效率低下等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吕拉昌教授认为，包括基础设施体系、信息体系和创新服务体系在内的创新基础设施，是城市开展创新活动的基础和保障，在当前从工业城市向创新城市转变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加强创础设施的建设。
王兴平认为，开发区未来发展的趋势有两个，一是创新，即从产业园区向城市转型，从一个单纯只是就业、生产的空间，转型为包括生活、包括新技术带来的新业态的新空间；二是向外，当前产业空间的发展已经全球化，结合“一带一”的，把我们的开发区模式向“一带一”沿线扩散，与沿线国家实现共建共享与合作共赢。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和我国合作，复制我国产业园区的建设模式。截至2018年9月，我国企业已界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113家，其中通过国家有关部委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是20家。截至2018年底，这20家合作区共拥有入区企业933家，累计投资209.6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收22.8亿美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程慧给出了一组权威数据。
程慧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能帮助东道国形成造血机制，提升双边合作层次，促进中国有关标准的推广，尤其是境外合作区作为中小企业集聚的平台，有助于企业抱团出海。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规划师胡亮，通过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境内123个产业园区的分析得出结论，决定当地产业园区布局的最核心因素是城市公，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园区是否邻近研发中心和大学，目前，当地园区距离最近城市的车程平均是14分钟，距离大学的平均车程在20分钟以内。这对于想要走出去的园区和企业在境外的选址极具参考意义。
另据悉，“开发区转型与城市创新发展研讨会”曾于2015年和2017年在苏州和西安各举办过一届，这次在南京举办的是第三届，由东南大学和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共同主办，并首次将研讨会扩展为国际会议，有来自埃及、巴勒斯坦等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的专家们参会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