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下“最喜为书忙”这七个字时，往事前尘尽来笔底。从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华书局做编辑起，我就开始了“为书忙”的生涯。如果再往前推，大学没有毕业时，我已开始了“出版”工作。
1966年初夏，我们已经毕业，只等学校最后宣布分配方案，便可到工作单位报到了。5月25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北大的学生像每天一样照常睡午觉。下午三点，震撼全国的大事发生了。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 ，就在我们每天吃饭的大食堂东墙上贴出来了。在我的印象中“”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那以前的种种事件、种种传说，离我们似乎很远。“马列主义的”一出，霎时间，大学大乱，市大乱，全国大乱。
那个时候，毛的诗词和毛语录一样，是两派群众进行“”的武器。很多人来北大，很多人以为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一定懂得毛诗词，便来北大中文系请教毛诗词的含义。其时，我们即将毕业，书生意气，不知天高地厚，为解答群众有关毛诗词的问题，我和几位同学（天、崔文印、曾贻芬、任雪芳、严绍璗）着手编写《毛诗词注解》。为探索诗词真谛，东问，发现一个线索就赶快去讨教。很快，以新北大“傲霜雪”战斗组名义编写的《毛诗词注解》（初稿）便印了出来。而后不断修改，二版、三版，相继完成。最后一版，红彤彤的塑料封面，用碘化铝印制封面上的书名，以字典纸印制正文，其装帧精美绝不亚于当时正式发行的《毛语录》。而且，每首诗词都配有一幅插图，或者是毛诗词手迹，或者是有关名胜，大概可以说是当时出版业装帧设计的“最高水平”了吧？书稿的审读者和顾问包括郭沫若、周世钊、李淑一、阴法鲁等专家，规格也可谓很高了吧？
记得第一稿是打字稿，在北大打印处打印时，全处十几位师傅加班赶制，没人说要补贴，也没有请吃一顿饭。去大连，搞什么“反经济主义”，帮助大连方面办，我仍然带着打印稿，得空就进行修改。那是因为热爱毛诗词，特别是想给社会上同样热爱毛诗词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通俗普及、尽量准确的读本。这是我做出版的第一件作品。在那个年代，一切无序，我们自编的、在今天需要专题报批的书居然出版了三个版本，发行不知几百万册，还真是影响巨大的“畅销书”啊！书编成之后，围绕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多起想靠这本“畅销书”发大财的怪事，艺术设计毕业设计，好在我们不为名不为利，查来查去，一件跟我们也不沾边。
到了中华书局，旋即前往部队农场锻炼，回来后，接着又去“五七”干校种地，转眼就是七八年。1973年，我们终于开始了编辑工作。当时我们真的就像长久被捆着的战马，急于驰骋，一旦开始工作，对什么业务都是满腔热情，盼望着把所学贡献给社会，盼望着在实践中提高自己。我心里还藏着一个愿望，不能父母的期望和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家庭在那样条件下的培养，盼望着有所作为。
不久，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开始了。看到中提到的古代作品，听到传说的讲话中引用的古典诗词，油然而生一个愿望，把它们注解出来，让一般文化水平的人看得懂。于是，我们“紧跟”“照办”。我参与了批林批孔的《活页文选》的编辑，主持并执笔了《读〈封建论〉》的写作，评注了《盐铁论》，评注了《辛弃疾词》，业余时间还编写了《晏子的故事》《中国通史故事》等等。回想当时，自己并不了解上层斗争的真实情况，只是十七年的学校教育，大学读书申请时组织的要求，让我习惯了“紧跟”“照办”，交给什么任务就努力去完成。那种紧密配合，甚至“宣传不过夜”的，把图书出版弄得像办、发新闻一样，快速地、简单地配合当前的斗争，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那时我们正年轻，有热情，有精力，心地，文思泉涌。但这些才情都用在“紧跟”“照办”上了。抄书抄报，，把极“左”当，拿幼稚做成熟，了青春年华。
回首往事，教训深刻。做一个好的编辑，光有热情不行，还要有敏锐的头脑，深厚的理论，上辨别的能力。不要有，的话不说；不要，凡事问个为什么；能够发现问题很重要，还要有原则不讲假话的勇气。这些教训也是收获。是一个人在特殊时期难得的、特殊的收获。后来，听季羡林先生说过，假话不能说，真话也不能全说。那是更高的。
由于“紧跟”“照办”写出了“成品”，运动领导便让我们在同样“紧跟”“照办”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或者表面上“紧跟”“照办”内心并不赞成、甚至抵触和反对的人面前不断地检讨。正是在这个大变革之后的时期，得到中华书局总经理、总编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着手编辑出版《文史知识》月刊。对我个人来说，这是用实际行动扭转过去的编辑思想的机会，是用勤奋和创新实现并自己的机会，我无比珍惜。
最初几年，《文史知识》的发行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创刊三周年时，应读者强烈要求，居然把已出版的全部刊物重印一遍，这在中外期刊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吧？1985年，被评为全国“文史类刊物”的最佳。1986年，《文史知识》编辑部还被评为文化部青年先进集体。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今天回头去看，《文史知识》的成功，当然是大家齐心奋斗的结果，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因为适应了社会的需要。 正如当年中央党校教务长宋振庭给《文史知识》写的“代发刊词”所说：“，大革了文化的命，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使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对祖国的历史，灿烂文化一无所知……《文史知识》这样一本普及刊物，正是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出版社了解读者的需要，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我们请“大专家写小文章”，要求文章“准确、生动、有用”，最后办成“带有文史知识辞典性质的刊物”。这就是读者为什么欢迎的原因吧。
那是一个长见识，受锻炼，终身难忘、时时历历在目的岁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集体，凝聚、团结，好强、向上，我们每个人都终生受益。
1987年夏天，当我即将离开工作二十年的中华书局，特别是离开参与创办并呕心沥血编辑了七年之久的《文史知识》时，内心十分眷恋。父亲曾经说过，还是在中华书局好。我也曾想去大学当教师，而且已经得到北大方面的同意，转行几近实现。但当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了几年之后，我深深感到，新闻出版署这个出版管理部门，同样是为出好书工作，而且，它是在更广阔、更高层次、可能还是更给力地去为出好书工作。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