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徐献接到了朋友余永清的电话。“过几天直台寨要举办一场传统的羌族婚礼，来不来？”“当然！”婚礼前一天，徐献驱车赶往汶川。
新郎名叫何清松，婚礼当天一早，何清松便穿上羌族的新郎服前去女方家中迎娶新娘。带着陪嫁品，领着新娘，穿过古老的羌房，后边跟着寨子里的亲朋好友，一行人在唢呐声中新房。门前，释比杨贵生已在等候新人的到来，他口念释比唱经，为他们驱邪祈福，祝福新人幸福美满，早生贵子。进门后，新人将祭拜神灵和祖先，仪式便算完成。“释比”是传承羌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角色，是羌文明的传承者。
接下来，便是从上午到下午不停息的正宴了。前来道贺的人们带上自家的羌绣、鞋等赠予新四川挖出50米大蟒蛇人。“婚俗是一种重要的民间习俗，我想为这些在变化的事物留下影像。”徐献说，十多年来，随着时代发展，羌族婚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婚礼地点从寨子挪到了酒店，释比法事渐渐不再进行，送礼从自制的羌族手工艺品变成了现金
“形式是改变了，羌族的元素也少了，但人们还是一样地重视仪式感。”徐献说，这些影像都将留存。为此，他不仅拍摄，还做了许多文字记录。比如，拍完一个人物，徐献便将她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生活来源等信息记录下来。拍摄完一场活动，他便将活动的相关情况，习俗等记录下来。
“拍人文影像就要和人打交道，那么一定要在影像之外构建人，去了解他的故事，只有这样你的影像才能更加有厚度。”徐献说，自己所做的文字记录，就是为了将羌族的历史脉络、发展背景、状态、过去和现在的联系等表达得更为清晰。
徐献相信，几十年后，当观众再次看到影像时，适度的文字记录能够更为深刻地将影像沉淀下来，定格在历史之中。
朱是徐献的一位拍摄对象，今年75岁，家住在理县增头寨的一座传统羌族建筑中。今年3月的一天，徐献再一次走进朱家，忽然被一张在神龛上的泛黄照片吸引。
照片上是一位穿释比服装的男人。朱说，这是他的爷爷，叫朱文华。照片是1933年英国传教士陶然士拍的。“我爷爷是一名释比”。朱说。
“爷爷当时收了8个徒弟，遗憾的是，一个也没有学成。”朱说，1949年爷爷去世后，这张照片将爷爷作为“释比”的样子永远地记录了下来。徐献拿出自己的相机，将朱手捧1933年爷爷照片的样子拍了下来。照片记录着照片，祖孙三代再次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
与“释比”类似，羌族传统在发生变化的东西还有许多。徐献说，随着羌寨里人们的搬迁，一些寨子慢慢变空了，羌族人的生活也在发生着改变，但徐献对于这种变化的态度并不消极。
“古老和现代，传统与科技的共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羌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人类发展所需。”徐献觉得，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生活好了，说明社会进步了，这是自然规律，他为此感到高兴。而他曾经所拍摄的东西，记录了整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对徐献而言，就是值得的。
作为摄影人，徐献一直般地实践着“行万里”的古训。而且，他甚至走得更远，从喧嚣的汉地一直深入寂静的羌区。每次都是一个人上，每次都开着那辆Jeep，从成都到阿坝州羌人的主要聚居地汶川、理县和茂县。
徐献熟悉那里的河流与山川，草木与四季。他是有心人。为了有计划地拍摄羌族，他选择了中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的汶川，作为主要拍摄地，又以汶川龙溪乡作为主要拍摄点。这样一来，从拍摄之初，“羌寨”作为影像人类学的概念便自然生成了。
作为摄影人，徐献的心中有两个偶像：一个是庄学本（1909-1984），一个是奥古斯特桑德（1876-1964）。前者是中国影像人类学的拓荒者、摄影大师，后者是被摄影界奉为“使用镜头的巴尔扎克”的杰出影像人类学大师、二十世纪的者。
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拍摄“羌寨”之初，徐献便决心以两位中外摄影大师为榜样，开始自己的“羌寨”拍摄之旅。他深知大师之不可重复。二十一世纪的羌寨，既不是桑德当年拍摄的故乡威斯特伍德，也不是庄学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的“边地民族”，其风貌早已不复存在。
庄学本的十年考察，穿越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广大地区。徐献希望自己用十年时间，深入一个地方，只拍摄一个民族羌族。他在《拍摄手记》中写道：“我试图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羌区的影像纪录，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古老民族灿烂的文明。通过一个个朴实的羌民的形象，展现现实场景中羌人朴实勤劳的风采。”
多年来在羌区，为了让自己的影像尽可能具有艺术与人类学的双重价值，徐献的镜头一直穿越在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与不同性格的羌人之中：绣制羌绣的妇女，上学的孩童，在田间劳动的青年，安享晚年的老人，直通神灵的释比他的镜头渐渐地攫取到了同一血缘里所蕴藏着的内涵。那一副副看似不一样的面孔、不一样的眼神、不一样的姿势和不一样的画面构图，呈现的是一个民族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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