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方面孔，在人群中并不显眼，但身份却有些特殊——他是日本人、中国现代史学者，名叫安藤润一郎。
他今天要参观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穿过卢沟桥，迈入宛平城，置身纪念馆，除了“九一八”，安藤润一郎心中还装着九月的另一个日子——“九二九”，45年前的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在京签署。
作为日本人，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日军的刺刀，哪怕是在80多年后，依然不易。因为的，是自己的和先辈。
但安藤润一郎还是来了。他参加了中国文化部、中国社科院联合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青年汉学家计划”。这是他的内容之一。凝视纪念馆内日军中国人民的史料，他面色凝重长久不语，四个汉字从记忆深处复苏——日本鬼子。
5岁时的安藤润一郎并非一个普通的日本男孩。他的父亲安藤彦太郎是日本知名中国经济、历史学者，母亲岸阳子则痴心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且双双供职于早稻田大学。
1976年，受中央编译局邀请，安藤彦太郎携妻儿来华，参加《选集》翻译。岸阳子在大学教授日语，安藤润一郎就读大学附属幼儿园。自此，安藤润一郎开始了两年多的中国之旅。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影视产业还不发达，电视播放的主要是关于战争的老电影。”安藤润一郎回忆生活时说，《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抗日影片是他的最爱。
在安藤一家人位于友谊宾馆的住所里，红樱枪、红军帽、竹斗笠、红领巾一应俱全。安藤润一郎和幼儿园小朋友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打鬼子。
“小润，你做鬼子吧。”幼儿园里，一个小朋友对他说。因为安藤润一郎名字太长，老师干脆取其中一个润字，叫他小润。小润成为他日后在中国学校的名字。
小润一家抵达中国的1976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第四年。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在此背景下，对华友好的日本友人受到中国人民礼遇。这正是年幼的安藤润一郎在所感受到的。他说：“没有人叫我小日本。”而他自己也没有觉得和小朋友有任何差异。“历史证明，中日友好事业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这句话在安藤润一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爱好和平的日本人，中国人民永远欢迎和尊重。在抗日战争纪念馆，一位年轻的馆员陪同安藤润一郎，耐心介绍纪念馆藏品。在一个展区，馆员说，这里的设计别具匠心：缴获的日军物品被放置在地上，再以玻璃覆盖。人们参观时，隔着玻璃踩在日军物品之上。安藤润一郎低下头，一一脚下原属于他先辈的器物。其中一面破旧的日本国旗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对日本国旗的最初记忆产生于这里——。
上世纪70年代，安藤的家——友谊宾馆是中国为外国专家安排的宿舍。隔壁，住着一位专家。或许是因为同在异乡为异客的缘故，人对胖乎乎的日本娃娃小润很是亲热。一次，人出差去了日本。一返回友谊宾馆，他就兴奋地敲开安藤家的屋门。
远在异国他乡，一面祖国国旗往往是最大的慰藉，这种感受人所共有。人一定是琢磨了许久才想到为小润从日本带回这样一件贴心礼物。
“鬼子旗！”小润惊叫一声，夺过日本国旗，重重摔在地上，惊惧地躲到妈妈身后。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安藤润一郎回忆说：“这样做固然极为，不过对于5岁的我来说，鬼子兵的旗子确实是一件可恨的东西。”
9月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迎来很多中学生，他们在馆员引领下，秩序井然地参观着。学生被一幅旧海报吸引。海报上，一名日本兵正拔刀，另一名日本兵上前。此外还有一行日文说明。
读罢日文，馆员用把它翻译成中文告诉孩子：“住手！要替父母、妻子想一想，死不得！出是，反战！”
这句话，这样的情景，对于一旁的安藤润一郎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年代，日本不少有识之士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安藤润一郎的父亲安藤彦太郎就是其中之一。
安藤彦太郎生于1917年，早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就与中国留学生有着广泛接触。通过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安藤彦太郎较早知道了中国新文化运动、鲁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也知晓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少中国留学生离开日本、归国纾难。而此时的安藤彦太郎在东京一所中学任教员。“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的训诫，安藤彦太郎是熟读的。他已经预料到日本将战败。
“同学们，如果有一天你们去打仗，不要死，一定要活着回来。”安藤彦太郎对下面的学生们一再。
并非每个人都能活着回来。死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人里，有安藤润一郎的姥爷。日本侵华期间，姥爷是伪满洲国某县县长。“1945年，他被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了。”安藤润一郎说起姥爷之死，特意用了“”这个立场鲜明的词汇，“我姥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
死了，身后留下的是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女儿生在中国沈阳，依地名，取名岸阳子，日后成为安藤润一郎的母亲。
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让日本人岸阳子母女的生活落入深渊。日本投降仪式结束后，第一位进入东京的外国记者布莱恩斯报导说：“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只有孤零零的一些建筑矗立在平地上：公共澡堂的烟囱、笨重的仓库，偶尔还有铁门紧闭的低矮建筑。”岸阳子母女生活的首都东京，经济结构已经被摧毁，700万人中，500万人已经离开……贫穷和饥饿时刻着这对孤儿寡母。
几乎用了整整一上午，安藤润一郎才参观完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不住对陪同的馆员说“对不起”，因为他看得很慢很仔细。由中国的抗战表述，他联想到当下日本右翼逆流对战争的否定。他说，这些年，揭露历史的学者甚至会受到右翼的。
据《每日新闻》日前报道，日本兵库县奈田中学从2015年开始使用一套题为《我们一起学人类历史》的教材。教材提到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奈田中学校长说，学校采用这套历史教科书后不久，一名执政党党官员便联络到他，他为何选择这套教材。
接着，从2016年3月开始，这名校长不断收到含有信息的明信片，内容均为反对校方使用这套历史教科书。短短6个月内，校长共收到200多张明信片。寄卡片者自称是在校生家长或该校毕业生，但内容高度一致，令人怀疑某些右翼组织在背后策划此事。
即便右翼甚嚣尘上，安藤润一郎依然确定地说：“我承认日本侵华战争，承认南京大，承认。”
他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勇气，一部分来自于姥姥。步出抗日战争纪念馆，他关照记者，“你一定要写一写我姥姥。”那个曾经的伪满洲国县长太太，战争期间甘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作为弥补的一部分，2006年去世时，她留下1000万日元巨款，后人捐给日中友好会馆，成立基金会，专门励从中国东北到日本留学的研究生。每年举行一次论文比赛，每篇2000字，第一名励20万日元，第二名励10万日元。
临行前，安藤润一郎在桥头与乾隆御笔题字的卢沟晓月碑合影。1937年7月7日，卢沟晓月碑了日本军人炮轰宛平城的硝烟。今天，它目送一位日本学者返回城里名为“友谊”的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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